1979年2月1日，伊朗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革命领导人鲁霍拉·霍梅尼在流亡国外15年后，于当日上午乘专机从巴黎返回德黑兰。数百万人排队欢迎霍梅尼的回归，公路两侧的人流绵延了18公里长。

▲霍梅尼走下飞机

回国后，霍梅尼第一时间以宗教领袖兼革命领导人的名义授权巴扎尔甘组建临时政府，并于4月1日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年11月颁布，新宪法对霍梅尼的革命领袖、共和国缔造者的崇高地位予以确认，并向其授予了最高军政大权。

霍梅尼，出生于距圣地库姆仅50公里的霍梅恩小镇，其名“霍梅尼”意为霍梅恩人。15岁从中学毕业后，他前往叶兹德长老门下求学，随后跟着长老前往库姆。在这里，他写了几十种宗教著作，并开始了长达40年的教书生涯，如今伊朗国内有名的宗教学者基本都是他的学生。

▲巴列维国王及法拉赫王后

由于霍梅尼经常举办与社会和道德有关的讲座，并表达自己对当下的不满，引起了老国王的注意，他的活动便经常被取缔。63年以后，因为抨击国王推行的“白色革命”，霍梅尼开始涉足政坛，但很快就因反对国王被捕，数月之后方才出狱。此后，霍梅尼数次被捕又数次释放，最终被流放至土耳其、伊拉克。不过伊拉克政府对其并不待见，他只能以旅行者的身份前往巴黎，住在城外40公里的“革命指挥中心”，时刻指挥国内的行动。

▲伊朗地图

关于巴列维王朝的倒台，从结构上来说，伊朗在上世纪70年代推行的二元政治并不适合其国情，世俗政权对底层的约束力极其有限。在此时期，大部分农村社区都是靠宗教系统在维持，因此宗教家们借此发展成了类似乡绅之类的特殊阶级，使得土地改革无法彻底深入。

其次，伊朗虽然效仿西方大搞城市建设，城市化率的数据增幅也高的吓人，但由于工业体系不完善，看上去很美的城市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一方面又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毕竟城市经济几乎都被低端服务业所充斥，经济产出被城市扩张速度远远甩在身后。城市贫民就此出现，从此成为公共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而且立场格外激进。

▲反对国王的革命海报

至于持中间立场的资本家、知识分子则期待拥有一个类似于英国的现代宪政体制，因为他们当下都没有实质性的话语权。在宗教阶层的游说下，这些自由派相信可以借此达到宪政改革的目的，便也成为王权反对者。于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就都站在了巴列维国王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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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场伊斯兰革命的领袖，霍梅尼很轻松就号召伊朗人民推翻了国王统治。然而他在夺取政权后的表现，却只能用愚蠢来形容，其结果更是令无数百姓后悔不迭。在政治上，他将宗教阶级统筹治理乡村社区的模式予以放大整合，然后在国家层面实施。在此过程中，他大量清洗异己，重新尊奉“沙里亚法”，同时在着装等方面重新推行原教旨化，神权体制不仅导致自由派知识分子彻底流失，还使得这一中东最开放最西化的国家，重新变得封闭保守。

▲两伊战争旧照

作为神职人员，霍梅尼生活作风简朴、勤奋虔诚，甚至称得上是“圣人”；然而作为国家领袖，他做事只考虑宗教教义而不顾成本、后果的理想主义色彩，却硬生生使伊朗错过了20世纪后半叶最好的崛起机会，还间接把周围一圈国家拉下了水。名义上，霍梅尼号召伊斯兰各派别捐弃前嫌以求联合，结果却到处输出革命以推翻各国的逊尼派政权，这必然导致伊朗被邻国围攻，比如两伊战争的幕后赞助者就是沙特与科威特。

▲伊朗首都德黑兰鸟瞰

至于以色列，曾经在巴列维时期还和伊朗是盟友，如今反倒成了生死仇敌。更要命的是，霍梅尼还公开反对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将美国、苏联都视作撒旦，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反抗美国。紧接着，霍梅尼又通过追杀英国作家拉什迪、悬赏欧洲媒体的方式，将伊朗置于整个欧共体的对立面，伙伴从此只剩下巴基斯坦和叙利亚。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回头来看股票配资平台交易，如果伊朗革命时策略得当，冷战结束后八成可以成为中东头号强国，其压制逊尼派的目的完全可以顺利实现，结果一手好牌硬是打成现在这样。当整个民族变得落后软弱，宗教学家们开始对这个世界感到惊慌与恐惧，因为原有宗教体系被证明不能挽救国家。于是一个声音在他们脑海中回响：“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没有错，错的只是我们还不够遵守”，而整个国家则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