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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锡光是晚清政坛经历较为复杂的封建官僚，政声、业绩虽不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相比肩，然其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藏刍议》、《筹蒙刍议》、《姚锡光日记》等，这些著作对军事、教育、民族问题都有不俗的见解。可惜，由于晚清人物众多，学术界尚无人对其做专门研究。本文拟对姚锡光的生平做初步的梳理，重点研究《东方兵事纪略》的思想内涵、编纂特色和学术影响，不妥之处，敬祈赐教。

一、姚锡光的生平

姚锡光(1857—1921)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77年1月到1882年2月，由李鸿章举荐，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当过驻日本领事，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社会变化有了初步了解，为他后来撰写《东方兵事纪略》和《东瀛学校举概》埋下了伏笔。1885年，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1888年中式光绪戍子科举人，1889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1886年，“锡光始役津门”，供职于李鸿章幕府，颇受李鸿章器重。但是入幕后，姚锡光对李鸿章在朝鲜问题和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避战求和”方针颇有微词，并数次向李鸿章条陈意见。他在上李鸿章说帖中说：“锡光于丙戍始役天津，见朝鲜之祸蕴蓄之深，关系之重，非可言喻，叠于丁亥春夏间上两说帖，以要合肥相国，每谒见必陈朝事；相国不之审。约七岁而东方之难作，举我所策以先发制人者，而人果持其术以毒我，区画胥同，而利害相反。方可以有为之时，竟无法牖当道之胸，而作先事绸缪之计。今者朝鲜既覆，而我东三省之祸遂等剥虏。谁生历阶，至今为梗。偶检存稿，令人愤懑欲绝！”可见，姚锡光对李鸿章“和戎”政策的不满。在姚锡光看来，朝鲜问题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导火索，如果李鸿章能够虚心听取幕僚的建议，早做防御，则可能“利害相反”，攻守之势异也，这些思想和见解在后来写的《东方兵事纪略》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894年，他在镇江守孝，中日战争爆发，他应李鸿章之召赶去北方，在天津、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参预军事。1895年1月到3月，姚锡光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府任职，并再次向李鸿章上《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表明他对中东战事的看法。由此可见，在姚、李关系中，姚锡光既感激李鸿章的重用提拔，又能坚守幕僚的责任。甲午中日战争后，他将军中见闻和感受写成《东方兵事纪略》一书，详细记述战争经过。1895年9月，经前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调赴江南，和外籍专家视察长江下游各炮台，写成《长江炮台刍议》，成为后来整顿、建设各炮台的依据。1896年正月，经湖广总督张之洞调赴湖北，派充自强学堂总稽查。1897年，张之洞以“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故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为由，以王秉恩为总办，钱恂为提调，姚锡光为总稽查，创办湖北武备学堂以“储备将才”。该校第一届招生极为轰动，陆续报名投考者竟达四千余人。经挑选，择“文武举贡生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健者”120名为学生，入堂学习，学制五年，开设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垒桥道制造和营阵攻守转运等课。

1898年2月，张之洞派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学制。他要求姚锡光将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章程赍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并将在日本考察教育的见闻写成《东瀛学校举概》，主要介绍日本近代的学制和教育思想，该书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一定影响。姚锡光这次日本之行，开创了官员考察西方教育的先河，对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形成起了铺路作用。1899年到1901年，历任内阁中书、安徽石埭、怀宁、和州等州县官，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备学堂提调。在皖期间，姚锡光厉行新政，妥善解决民教冲突，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加强地方治理，捐款赞助皖省藏书楼，特别是面对1901年长江特大洪水，措施得当，处理有方，采取赈灾和自救相结合的方式，将损失降到较小程度，避免了流民的出现和农业生产的停滞。更为难得的是，他将在皖基层执政的经验和皖省的保甲团练、赈灾、民教冲突等地方社会史料记录下来，为后人研究清末皖省社会政治情况提供了可靠的史料。1903年2月24日，经吏部带领引见，本日奉旨：姚锡光照例发往。当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1904年4月，请咨到省。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回处呈复。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奏补军政使副使缺。本日奉旨：依议。12月21日奉旨：姚锡光著赏给副都统衔。钦此。12月，经肃亲王奏请，随同考察东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1906年5月回处。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1906年，朝廷“议设川滇边防大臣，命锡光肩厥任，锡光以资浅辞”。1908年，撰《筹边刍议》，申明作者对于西藏的态度和观点。宣统元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1909年2月，荫昌署陆军大臣，姚锡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1911年，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

1912年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为副会长。1912年6月至12月，为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因受英印当局阻挠，滞留印度。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1923年6月，曹锟拟利用国会贿选总统，当时反直联盟欲使贿选失败，姚锡光为曹锟出谋划策：“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做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一则可以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曹锟对姚锡光的计策十分赞同，认为其“深识远虑”。

从以上生平介绍中，不难看出姚锡光之所以能够崭露头角，最终成为枢府一员，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善耆等人的极力保举和推荐关系密切。没有李鸿章的推荐，他很难获得最初出使日本的机会，也就很难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而且也没有机会成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张之洞则是姚锡光事业发展的引路人，他给姚锡光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袁世凯和善耆则为他走入中央权力机构起了重要作用。时势造人，姚锡光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留下精彩一笔，在军事、教育、民族等领域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晚清急剧变动的时代有关，同上述诸人推荐有关，同他自身的努力有关。

二、匠心独运，改造体例

《东方兵事纪略》是作者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痛深创剧”的打击下，为“明耻”而作的富有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酝酿于1895年，1897年刊于武昌，共6卷12篇，主要篇目为：衅始篇第一；援朝篇第二；奉东篇第三；金旅篇第四；辽东篇第五；山东篇第六；海军篇第七；议款篇第八；台湾篇上第九；台湾篇下第十；表第十一（未刊）；图第十二（未刊），共计8万多字。这部书叙事平实、生动，记载全面、周详，是当时人记载甲午战争史的权威之作，也是全面记载甲午战争最及时的著作之一，该书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且从体例方面也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从体例方面而言，这部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表现在：（一）抓住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对史事的取舍得当，将复杂的史事条理化，写出了甲午战争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甲午战争是日本走上资本主义以后，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的远因实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步步试探和挑起事端开始。作者设《衅始篇》简略地记述了中日之间的交往历史，重点记叙了琉球事件、江华岛事件，和日本因东学党起义而派兵侵略朝鲜的全过程，体现了作者详今略古的撰述思想。在对事件起因的记述中，突出了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推行的“大陆政策”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指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戎心”由来已久，“祸患之来，非一日之积也”。并对当局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妥协退让，应对无方有所披露，如说：“我兵消遥牙山，世凯、志超屡电请济师，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京，撄日人锋”。作者把当局在朝鲜问题策略的失误视为助长日本迅速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作者以《衅始篇》记载甲午战争的起因为第一阶段，抓住对甲午战争的爆发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把它们放到中日交往的国际背景下来考察战争发生的经过和原因，重点突出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和清朝政府的妥协退让方针是造成战争迅速爆发的原因。作者能透过复杂的历史事件，抓住问题的核心，表明作者具有较高的历史见识。

作者对甲午战争经过的记载，更能体现作者处理复杂历史事件的水平。甲午战争于1894年6月的牙山战役爆发，到1895年2月威海卫沦陷止，中日双方经过三个阶段的海战和陆战，大的战役计有近十次，包括平壤陆战、黄海海战、金旅之战、威海卫之战等。这次战争头绪纷繁，涉及众多的人和事，以及双方的军事部署，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当时的国际形势，要想完整地勾勒战争的全貌，不费笔墨是无法做到的。作者以《援朝篇》、《海军篇》等六篇文字，详细记载了战争的全貌。为了更好地反映复杂的历史事件，作者在设置篇章时，着意做到：一是选择对甲午战争有重大影响的战役，如主要记载了平壤战役、黄海战役等；另一方面将众多的战役集中在地域范围内叙述，避免了同时发生的战争无法叙述的弊病。可以说，内容详尽，叙事清楚正是姚著的特色所在，也是它在同类著作中处于翘楚地位的原因。

《议款篇》写出了甲午战争的结果，作者说：“光绪甲午七月朔，中国始班宣战书。......其始固委蛇言款，盖不得已而出于战。当道原无备战之心，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战局之靡终，必无以善其后，而割地偿款之机已兆于先。”作者把甲午战争作为整体看待的，这是他能探求甲午战争因果嬗变之迹的前提。作者以《议款篇》和《衅始篇》相呼应，加强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得出的结论对后人有启迪意义。

（一）试图以表和图补纪事本末体记载的阙漏。

纪事本末体史书以历史事件为主，“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嬗变之迹叙述比较清楚，且叙事简洁、明快，“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弊病也是明显的，钱穆先生对此有精到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史体往往使人、事分割；写史多出于史家的主观，史家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立目和取舍材料，易掩盖历史的真相等等。为了弥补这种史体的不足，晚清史家对这种史体进行了积极地改造，出现了以纪事本末体为主，以其它体裁为辅，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历史进程的新趋势。从姚著《东方兵事纪略》的序言和目录中，表明作者力图以表、图补纪事本末体记载之不足。《序言》中说：“（《东方兵事纪略》）首以《衅始》，终以《台湾》，并证以表图。”目录注明表、图，惜未刊行，致使后学无法深入研究他的编撰思想。不过，从《序言》和目录来看，姚锡光试图突破纪事本末体单一体裁的弊病，这种设想本身就是对纪事本末体编撰思想的发展。

（二）互见法的使用。

互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在叙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人物时，为了前后照应，节省篇幅，生动、传神地勾勒人物形象，描绘历史事件而采用的一种史学方法。《东方兵事纪略》在许多篇中都采用互见法叙事，兹举一例以为证明。如在《衅始篇》说明中国援朝的原因、过程：

朝鲜大震，四月二十八日，乞援我国。鸿章奏派叶志超率兵三营东援，屯牙山，（详见《援朝篇》）并告日本援朝师期，循十一年约也。

在《援朝篇》对于这件事叙述道：

二十八日，朝鲜全罗道会城陷于‘贼’，请援电至，（详见《衅始篇》）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卢榆防兵四营往援。

这样，对于同一件事，前后相互照应，作者可以根据每一篇内容的要求，决定叙述的详略。《衅始篇》主要强调朝鲜因东学党起义，要求中国派兵援助，以及中日围绕朝鲜问题引起外交斗争，叙述的侧重点在中国出兵的原因和交涉方面，故有“乞援我国”和“循十一年约”说明出兵理由的叙述；《援朝篇》主要突出援朝的具体过程，以及军事方面的部署等，因此对出兵理由的叙述只有“请援电至”一句话。所以，使用互见法处理同一件事，既可以使史事相互照应，又可以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同时，使用互见法的价值还表现在它可以增强事件之间的联系，避免纪事本末体作者根据主观需要强立事目，造成对事件关联性的割裂。就中国出兵朝鲜这件事，在姚锡光撰写的《衅始篇》和《援朝篇》中，采用互见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弊病。

三、“明耻教战，以雪国耻”

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是最早全面记载甲午战争全过程，充满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从史学思想来说，这部书显著特征就是为“御侮”而作，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东方兵事纪略》作为一部“明耻教战，以雪国耻”的史书，姚锡光试图通过对甲午战争全过程的记录，探寻甲午致败之由，激励国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辩证的特点。甲午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无数志士仁人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感情，表达出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关切。《纪略》的著述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忧思：

甲午乙未之间，中东一役，我师屡挫，致弃台湾，偿巨款，痛深创剧，几致露根，此我中国宗社安危之机，且东方人类存亡之键也。

姚锡光把甲午战争看成“东方人类存亡之键也”，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危害，以及战争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影响，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希望国人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远征上古，近鉴泰西”，从中外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气”。他认为失败不为耻，重要的要有“明耻”之心与“雪耻”之道。这是他的爱国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是，作为封建官僚，姚锡光具有强烈的“天命”和“忠君”思想，因而对于如何“雪耻”，姚著《纪略》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序言》中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以太祖之心为心，以乙末四月诏书之志为志，以冠带之伦，神明之胄，覆亡之懼为懼”。其“雪耻”的办法，没有摆脱“天命”思想和皇朝武功的藩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纪略》的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姚著《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对甲午战争胜败原因的分析上。基于对民族存亡的担忧，作者记述和分析甲午战争的胜败原因，把它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在《纪略》的著述中，其意义在于激励国人的反侵略斗志。《序言》申述作者著述的目的之一在于探索“我所以致败之由，于彼所以毒我之故”。作者认为：“今中东一役，乃封疆大吏、将帅之臣，内无整军经武之谋，外无致命遂志之节”，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首先，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抗日到底的决心。操纵清政府实权的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战前，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战争进行时，正如姚锡光分析的：

其始固委蛇言款，盖不得已而出于战。当道原无备战之心，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战局之靡终，必无以善其后，而割地偿款之机已兆于此。

清政府“无备战之心”，正是战争失败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姚氏的分析击中问题的要害。

其次，清廷政策的执行者、指挥者李鸿章在军事上坚持“避战保船”，外交上推行“以夷款夷”的方针，不积极备战，也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甲午战争前，围绕朝鲜危机，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的策略上以“和戎”为主，寄希望英、俄调停，对战事不作准备，丧失战争的主动权。战前，瑞芬分别致总署和李鸿章书，建议邀请英、美、俄协同保护，李鸿章对此十分认同，称此计“可称老谋深算”，对总署“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的批示，李认为“失此机会，甚为可惜”，表明李为了保存北洋海军的实力，从洋务外交路线出发执行避战求和的错误指导方针。1894年5月，日本“假改革朝鲜内政”之名，续增八千人入朝，“皆屯王京，据要害”，“世凯、志超屡电请济帅，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师，撄日人锋。”姚锡光采用隐讳的说法，没有直接指名李鸿章“不报”、“不许”，但联系下文“鸿章不欲战”，和李鸿章的权力地位，可想而知。李的“不报”、“不许”，实际上仍是其“避战求和”方针的表证，致使助长日人的气焰，“知牙山兵力单薄，乃决计寻衅”，而“我牙山之军孤露无援”，遂有成欢之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仍是被动应战，缺少战争决心，特别是当旅顺危急，丁汝昌赴津面请全力出援时，“鸿章詈之，谓：‘汝善守在威海守汝数只船，余非汝事’。”结果是旅顺威海失陷，海军被歼，海防全失。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列数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有咎十二点，确实李鸿章对战争的失败难辞其咎。姚锡光在《纪略》里，没有直接指摘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指导方针，但还是基本上实录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联系《序文》对“封疆大吏，将帅之臣”的批判，《纪略》并不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对于“封疆大吏，将帅之臣”的李鸿章应负何责，无一语及之。客观地说，《纪略》，特别是《海军篇》有为李鸿章曲笔回护的嫌疑，但并不能说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对李鸿章应负何责，无一语及之，上述的例证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即委婉地表达对李鸿章用兵方略的不满。

再次，清军纪律涣散，将领之间的相互牵制，军事策略的失当也是造成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纪略》以相当的篇幅真实、客观地记录这部分的内容。如记载清朝派四大军入朝鲜，朝鲜民众夹道欢迎，犒赏我军，“而我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犹甚，朝民大失望。”由于我军纪律涣散，使朝鲜民众深感失望。再如记载军事策略上的失当：

我平壤军不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

以上记载清楚地表明平壤驻军在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其一表现在本应趁日军在王京（汉城）立足未稳、兵单势支之时，主动出击，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其二，即使守平壤，也应该在城四周“择险分屯，互为策应”，而不能“置酒高会”，疏于防范，“困守孤城”。具体战役的策略失误，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消极避战”方针的结果。再如陆军各派如同水火、不能互相配合。《金旅篇》记叙姜桂题被推为统领，“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姜系淮系将领，且“庸才，无能为”，湘系将领对其指挥不服。《海军篇》揭示了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和刘步蟾、方伯谦等“闽党”之间的矛盾，致使海军在海战中不能相互配合，取得战役的胜利。

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日本经明治维新后，逐渐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国外市场，日本倾全国力量进行侵略战争，军事策略上进行了长期地准备和周密的计划。清朝虽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但由于在封建体制下进行，并没有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军事、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战争的失败。主观上，清政府官僚政治的腐败及推行“避战求和”的方针，也是战争失败的主观因素。《纪略》分析甲午战争的败因，当然不可能象今人一样能准确揭示出战争失败的本质，分析也不够全面、深刻，还有些地方因为作者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存在“诿过”和“曲笔”现象。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否定《纪略》的价值。历史主义的态度是，《纪略》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目的是为了“资鉴”，为了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故云：“以上追古人明耻之风，并以当法人油绘木表之意......昭示国人所以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气”。《纪略》著于民族觉醒的大背景下，书中反映的“御侮”思想是当时时代潮流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还鲜明体现在，热情讴歌了在海战和陆战中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鞭挞了那些贪生怕死、畏葸顾位、消极避战的民族败类。“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民族的最深厚的感情。”在甲午战争中，则表现为当中国的海防和陆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在战场上是英勇抗击帝国主义，还是畏首畏尾、妥协投降？《纪略》生动、简练地记述这方面的内容。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海战中表现十分英勇，当旅顺危急之时，“汝昌知旅顺堕则北洋门户失，大局震动，罪且不测，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威海南北炮台失陷后，妥协、投降的气氛在官兵中占了上风，面对此情，丁汝昌谓：“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下令沉船，“仰药自裁。”丁汝昌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的极好体现。再如，对爱国将领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表现的记载。海战进行两小时左右，北洋舰队处境极为不利。为保护旗舰的安危，邓世昌宁愿牺牲自己，他对帮带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于是，命令致远向吉野撞去。后人有：“雷轰水底惊舟覆，血溅江山逐浪流！”这是对邓世昌与船同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赞扬。对于叶志超、宋庆等人不积极抵抗，望风而逃的可耻行径，作者予以据实记载，不加讳饰。

四、史料价值和学术影响

姚锡光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该书从史料来源上，有源于亲身见闻的，正如《序》中所说：

锡光曾于役天津，复佐山东戎幕，自甲午夏迄乙末春，往来辽碣，南历登莱，于前敌胜负之数粗有见闻。

海战时，姚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署中，曾来往渤海一带，调查访问，将亲身见闻采集到的第一手材料熔铸成篇，增强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姚锡光如何亲赴前线搜集第一手材料，从姚锡光留下的著作中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从《金旅篇》、《奉东篇》、《辽东篇》和《山东篇》的叙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些篇章不仅对战争过程、战略、战术叙述十分全面和具体，更重要的是对军事地理、军事装备比同类著作叙述也更加完备、周详。如对旅顺口地理情况的叙述：

盖旅顺口门最狭，（宽仅九丈，由船坞石堤横量至老虎尾炮台径十一丈七尺。）形如扑满，而水深二丈以外，内澳约周四十里，可容铁甲兵轮。

试想作者要是没有亲履前线，对地理情况的叙述怎会如此周详，不差分毫？姚著《纪略》的价值，和姚锡光利用幕僚的身份搜集材料关系至为密切。同时，作者还十分重视“公文军电僚友私函”，以及口碑史料，包括皇帝的上谕、臣僚的奏折、中日之间的外交文书、电报，以及僚友之间的信函等。史料搜集的繁富，是姚锡光能全面记载甲午战争全过程的基础，也是这部书能够受到后世学者关注的原因之一。

姚著《纪略》的价值还体现在，彰显爱国主义精神，是最早全面系统地记载甲午战争的代表作。《序言》中流露出深刻的民族觉醒意识和“御侮图强”的反侵略思想，作者希望以甲午战争史的记述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作者将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到《纪略》的著述中，其表现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叙。《东方兵事纪略》成书于1897年，距甲午战争结束只有二年时间，可以说是最早记载甲午战争的著作之一。同其它甲午战争综述著作相比，《纪略》内容详尽，体系清楚，叙述完整、得体，是完整地记录甲午战争的代表作。其它著作如《中东战纪本末》，由于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持编译，材料录自当时新闻或得自友人通讯，蔡尔康编译时不注意体例，因而书的体例混乱，内容很杂乱，史观方面也有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意味，向不为治甲午战争史的研究者重视。易顺鼎的《盾墨拾余》和曹和济的《津门奉使纪闻》得自亲闻，但二部著作都是对甲午战争某一部分的记叙，没有完整地记录甲午战争的全过程。邵循正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一）节录上述三部著作，却全文收录《东方兵事纪略》，在《甲午中日战争·叙例》中编者说：

首篇《东方兵事纪略》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它的叙述系统相当清楚，对了解中日战争实况帮助不小，故将它全部采录。

编者对《纪略》来源的观点似可商榷，不过编者认为它对中日战争实况有帮助，确是比较中肯的意见。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姚锡光因为自身的立场和当时的环境，对当时人和事的记述有失真之处，突出表现在《海军篇》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及其造成的后果虽有实录，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李鸿章的妥协外交造成了中日战争的失败。考姚著成于1897年冬，序文所云：

盖在官文牍，每以隐饰，而掩其真。私家记载，又以嗫嚅，而丧其实，甚或援尊亲之义，为曲讳之文。

表明作者撰写纪略的动机，意欲改变官、私记载“掩其真”、“为尊者讳”的弊病。作者追求史料的真实性，在《纪略》的许多篇章中都有所反映。但在如何处理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失败关系方面，作者并没有将“秉笔直书”原则贯彻到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姚著《海军篇》以其刊行时间太较早，不无对当时人物环境有所顾虑之处。姚曾为李鸿章幕僚，与李交谊甚深。姚著1897年刊行时，李虽非直隶总督，然仍为文华殿大学士，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宠信有加，所以姚著《海军篇》所述海军致败之由，着意于海军训练不精，纪律废弛，闽人结党胁帅等等，而对于真正应该负战争责任的李鸿章曲笔隐讳。“书法不隐”、“秉笔直书”本是撰述的基本原则，历代史家悬“直书”，修“信史”为鹄的，然真正能“不尽其天而益其人”，修成传世信史却并不多。姚虽欲“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但他作为封建史家和官僚阶级，其“直道”最终还是要服从“名教”的。刘知几谓：“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是对姚著隐讳的最好注脚。

我们认为应该辨证地看待姚著的史料价值：一方面，《海军篇》确有为达到给李鸿章推卸战争责任曲笔记载的情况，但对李鸿章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有所“实录”，故对其史料价值不能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姚著的其它篇章还是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东方兵事纪略》成书于1897年，该书刊刻后，首先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书出之后，文廷式评说：姚氏“所作，较翔实矣。然详于阃外，而略于朝廷，此其见闻之不及，无足怪者”。刘声木对该书评价较高，他说：“窃谓言中日战事者，实以此书为最佳。叙事固翔实，文笔亦雅洁，迥非他书所可比拟。”熟知甲午战争的罗惇曧评价说：

甲午兵事，以丹徒姚君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为最详尽，而笔墨颇病冗碎，余既略有所闻，更就当时军中者考证焉，乃取姚略有变易简括之，遂成斯编。

罗氏系和姚锡光同时代的人，他认为《东方兵事纪略》记载甲午战争最详尽，其评价是中肯的。他们的评价揭示了姚著《东方兵事纪略》的价值，扩大了它在学术界的影响，后世治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均奉《纪略》为圭臬。早期著作如赵尔巽的《清史稿》、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叙述甲午海战时，援引姚著《海军篇》作为依据，对甲午战争人和事的记叙、评价受到姚著影响。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也受到《东方兵事纪略》的影响。台湾著名学者萧一山先生，是现代清史研究的权威，所著《清代通史》，流行盛广，对国家、民族影响殊剧。萧先生述评甲午海战一事，亦以姚著为蓝本、受姚著之影响。由此可见，《东方兵事纪略》对中国近代史、通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均有很大的影响，它所确定的甲午战争史的叙述体系和框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为史学界所沿用。客观地说，它给后人研究甲午战争史提供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材料，至今仍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史首选的史料之一。（舒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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